譚桂林
聶茂歷時12年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最近由團結出版社出版了，這在湖南文學史上將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我認真拜讀了相關新聞和評論，也看到一些專家學者，包括作家們對聶茂這部作品的評價，好評如潮，可以說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形容。尤其是唐浩明先生在新書發布座談會上的評價，贊揚這部小說充滿人文情懷和思想洞見，對王船山心靈世界的理解很深刻。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在當代歷史小說創作方面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家的高度評價，可見小說之精彩非凡。
（2025年4月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以《歷史小說的文學品格》為題刊發本文，略有刪減。）
之所以將聶茂《王船山》的寫作視為湖南當代文學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因為這部小說有力地弘揚了新文學致敬鄉賢的文化傳統。這種弘揚，一方面表現在用小說來展現地方文化，或者說非正統的文化，來增強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創造力，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對湖南文學傳統的賡續與拓進。湖南文學傳統中，有鄉土寫作的維度，也有歷史寫作的維度，這兩個維度在全國當代文學界，應該說都有它高端、前沿的地位。作為鄉土小說，從《邊城》到《山鄉巨變》、再到“茅盾文學獎”的獲得者《芙蓉鎮》，可以說都是百年來鄉土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貢獻。而在歷史寫作方面，從改革開放初期任光椿的戊戌變法史書寫，再到唐浩明《曾國藩》等湘軍史書寫的橫空出世，幾代人共同建構起了湖南歷史寫作的史詩式、紀念碑式、生活百科全書式的傳統。比較而言，譚嗣同也好，曾國藩也好，他們都是近代人物，生活背景與精神背景都比較清晰。歷史人物的書寫越往上走，時代背景就越模糊，生活細節甚至精神動向對作者而言也就越加陌生，需要的學識和想象力也更重要。《王船山》的背景是在明清之間，所以從文獻整理、日常想象到人物構型，應該說這種寫作的難度更大。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梁啟超在梳理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時指出，船山的思想雖然經過曾國藩他們的整理已經復活，但光是整理的復活還不夠，真正的復活是精神的符合，而“精神的符合只怕還在今日之后”。梁啟超的這一斷語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之后，王船山的精神復活不僅表現在湖南學者對于王船山學問的研究，而且也應該表現在用文學手段來塑造王船山的形象，來揭示王船山的精神世界。聶茂的《王船山》的出版無疑正好印證了梁啟超在百年前所做的預言。通過形象書寫復活王船山的精神世界，既是當代歷史小說發展的必然，也是民族復興大業的時代需要。
怎么寫歷史小說？百年來的文學史爭議不斷。從現代文學的傳統來看，有新編演義、博考文獻據實求真兩大類，總體來說，《王船山》屬于后者。但是，歷史的敘事不應該簡單地局限在解釋文獻和確定文獻的真偽，以及表現價值方面。歷史敘事要確定文獻的內涵和制訂文獻，正如福柯所言，要依靠作家的知識素養和理性認知，使歷史由文獻這樣一種無生氣的材料，重新獲得對自己的過去事情的新鮮感，用我們現在常說的話，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照亮歷史原始的資料?！锻醮健吩谶@方面有其擅長之處。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思考，因為聶茂所寫的這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應該是明亡清興的大時代。明清敘事，一百多年來是非常繁榮的，尤其是清王朝的宮廷敘事和明末題材小說都達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巔峰，因為明清鼎革之際，社會矛盾和文化糾葛非常尖銳而復雜。這樣一種大時代，和當下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大轉型有很多脈息呼應之處。所以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中，這部小說的主題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大時代中的個人如何選擇？
王船山是岳麓書院的學生，對岳麓書院發揚光大者張載非常崇敬。張載曾經有過所謂的“橫渠四句”，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儒家知識分子畢生所追崇的信仰。在明清鼎革的大時代中，王船山曾經試圖要“為萬世開太平”，要“為生民立命”，但后來他發現“事不可為”。許多王船山傳記里都曾經記載過這一點。既然“事不可為”，那怎么辦？儒家知識分子往往就選擇“為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在異族入侵的特定歷史環境中，儒家知識分子首先面對的就是一種文化的滅絕感。后來曾國藩湘軍的興起，與其說是救一個王朝，不如說是救一種文化，因為太平天國把天主教文化和中國文化融合起來，這對傳統的儒家文化完全是一種抑制的作用。王船山知道“事不可為”，退隱著書，他對儒家文化超絕的集大成式的發揚，也是一種文化拯救，具有悲壯性與崇高性。王船山的學術貢獻，一百多年來已有很深的研究，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這種貢獻雖然在小說里面是略寫，但它是敘事發展的終點，也是王船山這個人物性格走向的趨勢。王船山的人生抉擇，展現了從立功到立言、從為生民立命到為往圣繼絕學的儒家人格發展的全過程。
當然，除了塑造了一個真正悲壯性的儒家知識分子之外，這部小說也賡續了中國新文學的啟蒙精神。當代歷史小說的寫作，風格與筆觸各有特點。例如唐浩明的《曾國藩》，比較擅長寫官場文化、政治文化，而聶茂的《王船山》則重點在于寫文化之力，寫民性之惡，文化之力是正寫，而民性之惡是反思。亂世之中同胞之間的互相殘殺，以及張獻忠這些農民起義軍在殺戮方面的殘忍，小說中都有深刻的描寫。魯迅曾經在他的雜文里批判過張獻忠的殘暴與酷虐，在這方面，《王船山》與魯迅的批判頗有相通之處，在對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描寫方面，既突破了過去的成見，也把握了歷史分寸，體現出了新文學國民批判性的精神特征。
梁啟超曾經說過，明末有一場大公案在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說特說，這就是歐洲歷算學的輸入。它完成了歷法改革的業績，而且中外學者合譯書籍不下百種。梁啟超甚至認為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小說《王船山》也寫到歷算法改革的幾個人物的遭遇，在亂世的描寫中，小說以這樣的世界交往作為一個時代特點的界定，這是小說眼光具有世界格局的體現。但我覺得小說稍微有點不足的也恰恰是在這個地方。因為梁啟超曾經說過，在這個時間點上，以歷算學作為一個重要的標志，這是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接觸最為典型的一次。這兩個知識線的交集造成了一種新環境，不管是生活空間還是學術空間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小說寫到了明末清初這么一個世界格局特點，但有點遺憾的是沒有真正地鋪開。因為這樣一個大的格局，同時也是文化交融錯雜最典型的時期，也是中國歷史學界所謂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所以如果能夠通過這個歷史事件的描寫，在小說整體的生活氛圍和人物交往的氛圍里體現出明末時期資本主義的萌芽，體現出中西文化在社會中的融合交匯，這樣就更加可能在更高的層面上提升這篇小說的文化意義。
聶茂是一位很勤奮的學者型作家，也可以說是一位作家型的學者。他的學術著作、小說、詩歌都很好，我關注過，他也給我寄過，我看到以后都感到很高興。但是收到這部著作，我不僅僅是高興，而且有點震驚。他鍥而不舍，抱著“功成在我”的氣概，完成了這樣一部煌煌大著，這是非常值得欣喜的。不僅為他欣喜，也為湖南的文學創作感到欣喜。《王船山》這部小說出來之后，以后無論是誰來寫湖南的當代文學史，不管寫得多厚，一兩萬字還是二三十萬字，這部小說肯定都會占有一席之地的。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生導師）
